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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惋而激越的韩江涛声
来源:郑明标 编辑: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3-11-14 点击数:5590

千里韩江滔滔水,从小在韩江泅泳,在韩江当水手搏击风浪,喝韩江水乳汁成长,怀着对母亲河感恩之情的陈耿之,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发表/出版了一批中短篇小说,犹如一曲凄惋而激越的韩江涛声,逥响在人们的心头。它们与潮汕当代许多乡土小说共同垒筑起潮汕乡土文学的一支干流——韩江小说的大厦,顽强地在岭南文学中显示了它的特质与闪光。

处于省尾国角的潮汕地区,像《扭曲人性的婚俗》中的韩江之畔偏僻小山村南峰村,直至解放后还残留着一种扭曲人性的婚俗:在婆家与媒婆的合谋下,阿兰嫁给了一只公鸡;后来在“姐妹会”的帮助下,,才允许嫁给死去的男人的弟弟。“抹红的鸡飞也飞不走!”出嫁的妇女,就是男人阶下的囚犯。而千百年来还留传着女人出嫁后不落夫家的陋习,“这乡里,大年初一都是打老婆成风的……回萦着女人们的喊叫声、号啕声、哀求声……”。婚姻成为她们丧失自我身份的一场大灾难。小说中写阿兰由于与丈夫约会,按族规要把她沉下深潭,镇妇女干部急赶往该村营救。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妇女将残遭杀害,村长、民警都束手无策,而且村民还凑热闹围观起哄。妇女的血泪透视出该地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与对她们的压迫与性虐待,已是祖祖辈辈长期存在的残酷的社会深层次痼疾。在这样闭塞、落后、愚昧、守旧的地方,女性已经是被物化、价值化的商品,简直就是用于服侍男性、料理家务、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别文化的内在制约,已经是村民中公认的潜规则,也是他们中,甚至包括女性在内的集体无意识。作者从民俗学、社会学,以及古代性文化的沉淀等角度对这种根深蒂固的 “野性文化”,对千百年来封建专制与雄性独裁社会遗传下来的男权、夫权、族权的思维定势,进行了剖析,并尖锐地指出了当今农村有的地方族权大于政权,神权大于人权的畸形现象。对这种社会的丑恶肿瘤,党政领导的默许,村民的麻木纵容,甚至或明或暗推波助浪,表明了这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顽固性。

对女性弱势群体描写比较突出的,还有《贞操》。小说写一个韩江边农村的女青年阿青妹与她从小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的阿松两人爱情的纠葛。公社张书记拟用提干的诱惑,企图沾污青妹,但被她拒绝,她并公开表明已与阿松相爱。后来,张书记因侮辱下乡女知青之事暴露被撤职。为了报复阿青,在检讨书上被他猥亵过的女性名单中竟然有阿青的名字。阿松为了自己高升,也劝她承认被强奸过。阿青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但始终坚称自己的清白,并斥责阿松懦弱、自私。后来,阿松终于高升为区委书记。阿青强忍心中的伤痛,埋头参加了培植优质稻的试验工作,并获得成功;但村民对她仍另眼相待。她终于决心离开农村,到省城一边当保姆,一边考上了夜大学习。小说收结处,叙述阿青接到解除党内处分的通知,阿松也请求她原谅自己的错误。但阿青表白自己最仇视的是“那段疯狂的岁月,那段封建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渗透到执政党内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她同时一针见血地向阿松指出:“你难道没有领悟到:生理上失去贞操的是我;但是,心理上、道德上、政治上失去贞操的,不正是你吗?”

同样在拥有“明朗的天”的新社会,并非处处阳光灿烂。揭示长期笼罩着韩江流域农村妇女头上的沉重阴霾,还有《她该控告谁》。有妇之夫的农场场长曾添,长期霸占老职工王波之女阿芳。农场群众多次向上级反映,但曾添与阿芳承认他俩的关系是自愿的;她还谎报了年龄,故只能把曾添开除党籍,并未受到刑事处分。几年后,小说中以第一人称的“我”出现的下乡干部陈同志,在省城遇见阿芳,劝说她揭开当年那宗案件的真相,阿芳才痛苦地说出当年父亲王波曾任农场保管员,贪污了几千元。曾添威胁他把女儿作为交换条件,烧了证据。在父亲胁迫下,阿芳不得不屈辱地依从他们的安排。原来她当时未满14岁,本来按法律可判曾添的刑。对于这种发生在阳光下的罪恶,阿芳面对兼职律师的“我”发问:“陈同志,你说,俺要控告谁呢?”千百年来父亲与女儿结成的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某些基层干部的权势契合,成为一副强套在弱小女性头上的沉重枷锁,女性的觉醒还严重滞后于时代车轮的前进,令貌似强大而公正的党纪国法也无奈他何!这是当今另一严酷的时代难题,是一种人们常见的吊诡的社会现象,也是对文明社会的嘲讽与挑战!

《留芳村的人们》中的留芳村,是又一个韩江边的小山村。在“文革”中依靠泡制冤假错案而爬上高位的公社何副主任,强迫新上任为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善良的男青年阿欣,硬要把无辜农民老二叔打为历史反革命。深知老二叔的无辜与出于自己的良知,阿欣百般拖延何副主任的多次催促。而老二叔的女儿杏妹,为了营救父亲,不得已用色相引诱阿欣。此时恰好杏妹的恋人阿牛赶来找杏妹,并把何副主任怎样制造假证词诬告老二叔之事告诉阿欣。在真相大白后,阿欣不单原谅了杏妹,而且毅然私自安排老二叔从韩江乘竹排逃走。这篇小说的人物接踵出场,严重的事件急遽而至,所有的人物内心矛盾重重,人际间的冲突剑拔弩张,最后并以人物的悲剧与强烈的悬念收结,颇得戏剧文学创作之妙。

上述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个古老而又新鲜、合理而又荒谬、纯朴而又丑陋的韩江之畔某些农村画图,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女人已经被男权符号化了的生存时空与文化时空的写照。这些文本的艺术张力与美学价值,存在于读者能动性的体察与思考之中,让人们从哲理的高度与深度洞察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形态中多层次的思想、文化结构,提醒人们在唱赞歌,欣赏广袤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同时,别忘记了一些弱势群体仍处于危难无助,翘首待援之境地。从这些叙述文本中,我们还可以体察到作者可贵的平民意识与底层意识,领悟到作者宝贵的审美功力与艺术匠心。

与上述所举的环境氛围迥然不同的还有作者几篇反映改革开放后新人新事的小说,其中特别是《客家妹子》。韩江女船员阿笑,勇于突破妇女不准下河的陋习,与一辈子在韩江从水手到担任船长的父亲老通叔发生了一场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小说中还穿插着另一件饶有情趣的故事——阿笑的恋人石驹把几千个韩江地名、险滩、急流等航行名词编成地名水文歌,并在战胜台风突发事件的驾驶技术上令他的师傅老通叔佩服不已,使他在未来的女婿面前十分尴尬,因而改变了自己的老观念,同意女儿阿笑与石驹的婚事。在这篇作品中,女性觉醒的平等、自由与人权意识,迥异于旧时代、旧传统的性别意识,阿笑所代表的,已经是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文主义精神。

上述从《扭曲人性的婚俗》的阿兰、《留芳村的人们》的杏妹、《贞操》的阿青妹、《她该控告谁》的阿芳,到《客家妹子》的阿笑,《水鬼杉哥和蛋家兰妹》的客婆、《婚礼四重奏》的陈巧莲、《风华擎标女》的巴妮与阿香,《“六篷船”歌妓》的大凤、小凤等女性人物,我们看到陈耿之对韩江之畔潮汕人与客家人混居杂处的一系列女性的命运。在许多历史语境中,对她们施以迫害、虐待、侮辱、欺凌的罪魁祸首,不只是流毒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歪风恶俗,也有男性中心社会中从男人的潜意识与显意识中暴露的权钱霸权;同时还有当代极左路线肆虐的妖风邪气。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这批小说笔下的女性弱势群体,也是一群善良、朴素、勤劳、聪颖、可爱的人物。她们在强权大山重压之下,忍辱偷生,不屈不挠,冒死抗争,以人间悲剧的美感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新社会呼吸了人权与自由的新鲜空气中,或埋头苦干,自立自强;或泼辣张扬,倔强开朗;或勇于进取,善于开拓,在事业上富有创造性,在新时代中展示了韩江女性新的英姿与气质,充分彰显出她们的人性美与生命价值。

从上述所举的一批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笔下的中心人物往往是女性。作者不单善于勾画各种身份、年龄、性格与命运的女性的音容笑貌、风姿脾性、习俗口吻;而且笔触深入到各种女性的心理,甚至隐匿的性心理的各个角落与曲波微澜。这除了作者经常深入社会基层,留心考察人情世故,善于发掘人性深层结构之外,如果从创作主体的双性同体观考量,我们也可以发现作者创作成功的多种主观因素。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早就声称,人类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又一位著名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又指出,拥有双性同体观,应该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二十世纪的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也认为,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前者是指男性的女性特征,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后者是指女性的男性特征,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从原型理论分析,每个人的心灵都有男人和女人的原型。性别的分别,主要是人体中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二元对立无意识的斗争此消彼长的各种心理与生理现象的投射,是对立物的矛盾统一,是事物本来的原始状态。双性同体在生物学上指的是人体体型构造和生理、心理特性的两性混合,在心理学上是指人格中同时兼备强悍/温情、/粗犷/细致、刚直/柔软等跨性别的各种特征。这种双性同体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合一”、“阴阳转换”、“阴阳互藏互寓”,在哲学上是完全相通的。

水是决定人类的生命、生存、生活、生产的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与资源,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韩江是我国潮汕人与部分客家人生养、繁殖与发展的源泉。得舟楫之便,潮人能够纵横于千里韩江,驰骋于广阔大海,令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于韩江两岸腹地及其出海口广袤地域,创造了辉煌的潮汕文化,并在岭南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三足鼎立,甚至在海内外也独树一帜。祖祖辈辈生长于韩江文化中的作家,韩梅一江饮,潮客一家亲,从小耳闻目染韩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文化遗产、文化风情以及文学艺术。陈耿之作为一位潮人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从形象、气质、性格,到与生俱来的民俗、民风、民气,无不拥有韩江流域人群的特征。韩江情结,不单是他们灵魂的密码,也是生命的表征。作者在《风华擎标女》一书后记中写道:我“热衷于表现韩江两岸的秀丽景色和淳朴民俗,着眼于描写韩江人的传奇。”就是这些韩江人,在逆风逆水中坚毅勇敢,奋力拼搏;在急流险滩当前面不改色,聪颖机智;在顺风顺水时英姿飒爽,建功立业。陈耿之作为韩江文学梯队中的一员干将,他创作的成功不单基于身上的主观基因,在客观上还应归功于民系与族群共同的心理素质与风尚特性,归功于上辈与同辈文化人与作家的相互沾溉。从互文性理论(注)观察,文学作品不是自在自足,自成一体的独立的艺术生命体。《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发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要真正了解作品,就要了解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和品德作风;同时还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一方面作者把自己投射为文本,一方面文本也在某一方面曲折地隐现了作者,二者就是一种“互文”关系。作者与作者,作者与作品之间,都存在“互文”关系。陈耿之在韩江文学创作上的尝试和取得的成就,都是韩江文化和众多致力于韩江文学的创作者相互濡染、相互促进的结果。

 

注: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其基本观点就是,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联,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进而言之,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变成了互文本。因此,互文性理论不是单纯地以文本来分析文本,而是把视野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学影响的视域之中,即一个从文本的互文性到“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的逻辑模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

汕头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本文发表于广东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12年第9期、《潮州日报》20121225日、《潮州文艺》2012年第3期、《潮州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和《潮人文学》2012年第5)